Day: August 21, 2020

小佛爷推荐数字货币真的要来了。最近，中国率先开始在粤港澳大湾区等较富裕城市进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试点，并计划全面深化试点地区。中国以外，全球还有十多个国家正在研究、试点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在提高透明度、提升金融普惠性等方面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不过也存在一定风险，需要在合规性上加强监管。今天的文章就带你全面认识它。 根据定义，区块链技术省去了中介，依赖用户网络和集体信任，减少了集中式网络和数据存储的需求。这种特性使区块链货币在暗网流行，但除了隐藏交易路径外，区块链还有潜力做一些更具革命性的事情：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系统可以帮助超过17亿没有银行账户和无法获得银行服务的人（包括25%的美国居民）进入正式经济体系，同时取代这些人通常用来维持生计的昂贵高利贷和非正式金融服务。如今，随着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在新冠疫情面前逐渐化为乌有，这一挑战显得愈发紧迫。 目前，全球超过70％的中央银行都在探索数字货币（国家法定货币电子形式）的优势。这件事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重要：目前货币管理主要由商业银行负责，然而许多消费者超出了实体银行分支机构的覆盖范围，或者由于信用欠佳或资金不足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国家数字货币可以减少这种依赖性，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能够满足人们的支付、储蓄、转账和资金保障四大需求。 然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开放且可共同操作的支付框架，建立通用、开放和用户主导的支付网络。使更多人进入正式经济并降低服务成本不仅是一种利他行为，还可以扩大市场，降低依赖不透明金融网络的风险。 颠覆时机已成熟 一直以来，住在贫穷偏远、与世隔绝地区的居民通常生活成本较高。当今银行和支付网络中的价格、竞争、可及性和连通性问题就像50年前的电话网络：当时，只有生活在特定国家和特定地区的人能够获得可靠的电话网络服务，数十亿人缺乏低成本的通讯渠道。 移动通信和宽带方面的突破，以及低成本移动设备的出现，使得扩大人类连接的范围成为可能。17亿无法获得银行服务的人口中，超过10亿人可以使用低成本移动设备。现在是时候把这些点联系起来，将联网手机变成可监管的移动支付终端。 联网手机是经济流动性的基础。众所周知，移动银行业务改善了金融普惠性，而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系统则有可能进一步降低成本，促进可及性。最好的例证就是2019年全球P2P汇款现金流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传统汇款成本高昂且充满摩擦，全球平均汇款成本为7％，甚至可能更高。经济最为拮据的人群为之付出最沉重的代价，因此汇款成本仍有待进一步降低。资金的流动性也非常重要，以至于联合国设定了将汇款成本降低到3％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扩大全球支付网络规模，实现开源技术现代化。公私合作和央行货币数字化可以确保在必要的合规与创新之间取得平衡，降低跨境现金流的成本和复杂性。 前进方向 在未来，开放的点对点支付基础设施究竟什么样？如何在其中应用央行数字货币？首要原则是不能将整个世界作为实验场，尤其是不能在缺乏科技常识、勉强生存的经济弱势人群身上做实验。具体而言有两种方法可以平稳实现这一目标：1）发展稳定币（一种不受价格波动影响的加密货币）项目，增强监管的确定性并大力促进竞争；2）创建监管沙盒（计算机安全领域中的一种安全机制,指为运行程序提供的实验用隔离环境），运用数字货币进行批发、零售和其他综合实验，同时进行公私合作，实现最后一公里的应用。正如标准化的全球信息平台促进了数十亿用户的连接，基于区块链的合规支付网络同样可以将更多人纳入正式经济范畴，使经济流动性渗入底层，从而完善金融体系，而不是与现有体系竞争。 其次，大多数颠覆性技术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解决出现的问题，然而区块链支付系统必须先确保合规性，尤其需要满足反洗钱、禁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或包庇违法分子等要求。这需要制定可以协调全球数字资产（包括所谓的全球稳定币）的监管框架，也是负责监管全球金融体系的国际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需要审查的领域。扩大支付范围的关键包括制定分级的“KYC规则”（know your customer，了解客户），解决全球个人身份证明问题。目前全球尚有超过10亿居民没有官方身份证明。应用区块链技术和生物识别技术同样可以改善包括金融准入在内的多项服务，身份证明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塞拉利昂的Kiva协议项目提供了很多数字身份证明相关的指导。） 第三，解决方案和技术必须开源。通常基础服务（尤其是支付服务）缺乏广泛竞争，因此需要确保能够自由开发移动数字钱包，用于访问区块链支付系统（无论采用稳定币还是央行数字货币），这可能会比传统实体金融产生更大影响力。平衡合规性和风险管理，开展负责的金融服务创新，将更多人纳入正式经济，这样做并不是破坏原有系统，而是为人们提供更多选择。 如何建设此类基础设施，各国央行、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已有先例。亚洲出现了很多低成本、用户导向的线上支付创新，并很快成为主流。各国央行都在研究本国货币数字化的风险和机遇，其中中国的央行明显想成为零售和家庭层面的赢家。当大多数央行数字货币主要探索中央银行与私营银行之间的批发银行业务时，中国已经关注点对点以及用户主导的领域，并且做好准备迎接一场数字货币竞争。 现在所需系统 在全球新冠疫情流行的背景下，区块链支付系统的效用变得明显，不仅适用于国际支付，还可以保证国内的金融健康。《美国关怀法案》制定了2.2万亿美元的经济救济计划，包括直接向美国公民拨款等措施。此外，该法案的初稿还呼吁建立数字货币和公民数字钱包，促进实时直接支付。尽管该呼吁未能在正式法案中颁布，它在提升竞争力、减少贫困和增加经济收益方面的作用仍不可低估。美国大约有5100万人因新冠失业，很多人不得不依赖发薪日贷款和过高的信贷债务，许多经济拮据的家庭要等上数周才能收到实体支票。对于农村社区和其他地区而言，兑现实体支票就像去线下汇款点取钱，既麻烦又昂贵，在传染性疾病爆发期间还十分危险。 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支付系统本身不能解决地方性贫困和金融难以普惠的问题。有力的治理原则可以在支付数字化方面发挥作用，避免用户遭到欺诈，减少过高的波动性，加强风险管理和合规性。这些都是过去困扰区块链金融服务的问题。如今这项已有11年历史的技术正在走向成熟，经历了“加密寒冬”之后，在世界各地获得了所需的透明监管。除了支付方式，新冠疫情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凸显了科技的无处不在，如通过Zoom对数百万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此外开放的区块链支付网络也将发展成熟，有朝一日我们有望在区块链支付网络中使用稳定币和数字货币。   但丁·迪帕特（Dante Alighieri Disparte）|文但丁·迪帕特，Libra协会副主席兼政策和传播主管，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国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保险咨询公司Risk Cooperative创始人和董事长。此外，迪帕特还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数字货币治理联盟中任职。 Yiwei

房煜 2020-08-21 10:15 一年实现2556亿元销售额，总体门店数量13.2万家。这是《2020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所描绘的中国大陆地区便利店行业的大图景。从销售增速看，2019年的行业增速为13%，较前两年有所下降，不过仍旧维持了两位数的增速。这个行业增速相对于超市和百货行业已经算是不错的表现，那么未来，中国的便利店还有增长空间吗？ 在商务部看来，便利店行业的黄金时期刚刚开始。根据商务部印发的《关于开展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动的通知》，力争到2020年连锁便利店达到30万家。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从门店规模至少还有超过16万家的增长空间，行业规模要实现120%的增长。 当然，这是美好愿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和毕马威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来看，便利店行业仍旧需要面对自身模式升级以及外部宏观经济形势的诸多挑战。从报告披露的信息来看，报告所覆盖的便利店品牌其平效为69元/平方米/天，企业运营效率远低于国际领先企业水平。在刚刚结束的2020中国便利店大会上，数字化已经成为整个大会的核心议题，但是《报告》也指出，中国便利店的数字化水平，大多处于“初级阶段”。而在市场声音方面，也有行业人士包括某些知名零售企业的创始人，始终对于便利店的发展表示不屑，并不认可这一业态的前景。 能被商务部寄予厚望，核心原因是便利店在疫情期间也表现出“商业基础设施”的作用，这也是邻国日本已经验证过的一幕。但是中国零售业的竞争环境与面对挑战，确实较日本市场更为复杂、艰难。被寄予厚望的便利店是否能够不辱使命，是否会在“新零售”的口水战中迷失自我？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不要本末倒置 从疫情的情况看，“万物到家”一度成为人们居家隔离的标配。虽然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但是这段时间对于配送到家习惯的强制培养，其带来的消费惯性不可忽视。在疫情期间，一方面是很多零售企业都开展或者扩大了全渠道的业务；另一方面，在到家服务的驱动下，综合零售商的降维攻击作用明显。也就是说，跨品类的综合零售商比细分市场的零售服务商，在配送到家的语境下更有优势，人们更希望能够“一站式满足”。 这对于便利店其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便利店的消费场景还是单人到店场景。那么便利店要不要顺应潮流，加大线上到家业务的比重？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以生鲜为核心品类的前置仓和生鲜社区店，或多或少都在覆盖一些便利店的品类。 不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洪涛在接受虎嗅等媒体采访时，十分冷静的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便利店本身已经做到了最后一公里，有其自身的业态特点，现在线上的服务肯定要兼顾，但是肯定不能和生鲜店相比，它所服务的场景、时间段，以及商品还是不同的，有自己的特定性。”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以生鲜为核心品类的新零售门店一直在不断加大自己的线上订单比例，这个做法是否也适用便利店？ 事实上，便利店自身的“近”和“便利”，已经是很多业态羡慕和求之不得的，不能因为一些外界的言论，迷失了自我。 王洪涛认为，无论全渠道、数字化，还是社区团购这些新模式，都可以为便利店所用，但是不能本末倒置。这个“本”还是商品力。“现在便利店2000个SKU,可以优化的空间太多了。”在疫情期间，很多便利店都“慢”了下来，开始更多时间来梳理自己的业务和管理。王洪涛介绍说，山西唐久便利店的老板回头去读了铃木敏文的《零售的哲学》，然后重新调整商品结构，强化门店运营，效果立竿见影。由此可见，本土便利店优化运营的空间还很大。“一般2000个SKU有多少是可以汰换调整的,大家可以想一想。”王洪涛说。 人与数据 事实上，便利店的业态之所以能够在实体零售业整体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时，仍旧维持一个相对稳健的增长势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便利店虽然小，却一向身段灵活。在空间上，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市场，便利店形态有差异，比如南方的便利店和北方的便利店同样做鲜食，仍会有很强的地域差异；而一二线市场的日系便利店和三四线市场以美宜佳为代表的便利店，差异也很显著。在时间上，今天的便利店和五年前十年前的便利店变化也很大。未来的便利店也必然与今天不同，拿今天的便利店样子断言它未来如何，都是刻舟求剑。 甚至于，不同的企业基于不同的基因发展目标侧重点也有不同，在数字化方面，生来具有互联网基因 的便利蜂一直高举数字化大旗。在大会上，便利蜂高级副总裁、运营CEO王紫一身休闲打扮上台，他提到便利蜂的数字化运营甚至可以对服务质量进行量化，比如便利蜂门店现在的微笑率是85%，文明礼貌用语使用率是97%。 最近便利蜂内部的人机大赛屡屡被提及，也就是经验丰富的店长与机器比赛订货，结果除一位店长外全部做了机器的手下败将。这从便利蜂内部自证了“数字化便利店”逻辑的可行性。 但是便利蜂强推数字化的背后，除了创始人的意志也有资本支持下的强大投入，王洪涛也指出，便利蜂有1000多么技术人员，今年在便利店百强榜排名上升到第二的美宜佳也有500多名技术人员。那么这种技术投入对于很多企业是不现实的，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不过，这种覆盖全场的数字化讨论，至少也在提醒着便利店行业的新老从业者，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来了。根据《报告》，虽然行业同比增速还在，但是门店销售增长的同比增速却是下降的。对此王洪涛认为，这恰恰说明未来增长的方式改变了。以前更多是需要靠新开门店来获取增长，而现在更多是靠商品、运营、供应链，而数字化进程无疑是提升这一切的必经之路。“未来我们要看的，应该是单店同比增长。”王洪涛指出。 另一方面，数字化的进程并不意味着便利店的无人化，这一点连便利蜂高管也表示同意。在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长内田慎治的PPT上，关于便利店的本质描述中，有两个很多人熟视无睹的字：“信任”。 这种信任不仅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也最终需要回归人与人的信任。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面积小、东西少、又贵”的便利店能够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很多时候，连锁便利店品牌提供的不仅是新鲜的商品、年轻的生活方式，还有越来越忙碌和冷漠的都市生活中的安全感。 生态玩家 时至今日，便利店仍旧是零售中的“小业态”。门店面积小，商品必须精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小的便利店没有大视野。

饿了么份额一降再降，逍遥子一周一会，阿里与美团打响正面战争。本文来自：界面新闻，作者：林北辰、 周伊雪，编辑 ：文姝琪，原文标题：《与美团发起正面战争，阿里本地生活能否找回失去的两年？》，头图来自：IC photo 阿里着急了。 “老逍（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张勇，花名逍遥子）现在一个星期来本地生活开一次会，上一次这样的开会频率还是我们搞手淘的时候。”一位阿里本地生活的员工对界面新闻说。 2018年，阿里以95亿美元收购饿了么之后，王磊接任CEO，当时他提出了争夺50%市场份额的中短期目标，并为此投入了30亿元补贴。两年后，饿了么的市场份额非但没有实现50%，反而一降再降。 今年上半年，一位美团人士告诉界面新闻，业内普遍认为目前的市场份额是6比3比1，其中美团占6成，饿了么占3成，其他厂商占1成。到7月份，上述阿里员工则向界面新闻透露，饿了么的市场份额甚至已经破三，“最低的时候仅有百分之二十几。” 阿里看起来似乎已经接受了单纯在外卖业务上难以与美团抗衡的现实。 上述阿里员工告诉界面新闻，在外卖领域，饿了么内部确实感到“打不过美团”，因此今年阿里的策略是转移战场，不再只聚焦外卖，而是扩大业务场景和品类，把战线拉长，并利用支付宝的流量为本地生活业务导流。 阿里与美团正在发起正面冲突——战场从外卖扩大至更广阔的本地生活领域，后者的市场规模更大，目前线上渗透率低，竞争图谱也比外卖更加复杂。 美团的优势在于拿下外卖这项高频业务之后，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掌握了本地生活业务的入口。未来，美团是否会向传统电商（阿里核心电商业务）发起冲击？近期低调上线的“团好货”已经显露了美团“无边界”的野心。 “假设淘宝、天猫上所有的商品你都可以一小时收到，价格‘不变’。从你周边5公里的店/仓送到你手上，你还愿意等1~5天的快递吗？”这是阿里人最为担心的问题。 在阿里内网，已经有1000多个帖子在讨论饿了么的危机。“真正应该感到危机的是集团的所有人。”有人发出警醒，在这个一小时的战场，没有任何BU（事业群）是局外人。 阿里本地生活失落的两年 饿了么经阿里收购之后，与阿里原本的口碑网业务整合成为阿里本地生活公司。过去两年间，阿里巴巴内部将本地生活平台的改造称为“入淘”。 所谓的“入淘”，并不是简单地将饿了么和口碑网“淘宝化”，而是将口碑网和饿了么的底层架构进行升级与改造，基于集团搜索事业部大中台建设搜索推荐的架构，并建设本地生活搜索推荐统一接入平台。 换言之，是对阿里本地生活业务的技术底层进行改造，让其得以承接以淘宝为中心的双11、双12大促的玩法。 起初，阿里的技术人员认为集团的中台已支持了淘宝和众多业态的搜索推荐业务，支持本地生活应该很容易，但过去的两年间，由于O2O业务和线上电商业务的巨大差异，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一位本地生活员工透露，阿里巴巴将饿了么从张旭豪手中接过时，并没有意识到饿了么平台的底层架构难以改造。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饿了么当年的底层架构已无法满足现在的扩展需求，这样的情况令本地生活的搜索入淘呈现复杂度高、工作量大、项目周期长的特点。 不止是技术体系打通难度超出预想，将收购而来的饿了么与阿里的体系融合还涉及到团队整合问题。 实际上，直到今年3月份——在阿里收购饿了么两年后——阿里本地生活公司才正式宣布对饿了么与口碑两个团队融合，此前饿了么与口碑只是合作关系，“各自有自己的老板和KPI。” 除了技术与团队融合的问题，在整个线下业态的赛道上，阿里的意识也一度滞后。一位阿里员工评价，当阿里巴巴内部还在拿“饿了么”和“美团”两个外卖产品比较的时候，美团全平台已悄然在其他赛道上进行布局。 2018年，美团推出酒店业务，当年的酒店夜间市场份额就超过了携程；2019年，美团试水美团买菜，把原小象生鲜事业部改造成前置仓及社区团购业务；近期，美团还上线了低价卖水果的“团好货”业务，直指拼多多与聚划算。 其实，早在美团做起酒店业务的时候，阿里内部就感到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