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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学人眼中的未来

周其仁,1950年8月出生于上海。1968年,他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周其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1991年,周其仁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深造,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起,周其仁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5年,周其仁当选“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周其仁注重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像一个敏捷的猎手,奔走在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脑力、心力来观察社会问题,在产权与合约、货币与金融、土地制度与城市化、改革与技术创新等领域,他的研究得到了广泛认可。他尊重企业家并贴近企业,在转型、创新等方面,不断贡献真知灼见,让很多企业家击节赞叹。 在技术变革、制度变革的冲击下,未来充满不确定,各种焦虑如影随形。我们如何才能应对不确定?从那些“乐观者”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在2016年7月的联想之星WILL大会上,周其仁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 经济学常常被看作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着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了验证。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的是马尔萨斯,他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有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了忧郁的印记。 到了《共产党宣言》,一方面非常乐观,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历史带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解放;另一方面又基于社会化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灭亡。 苏联曾有几十年的乐观,不但证明“一国可建立社会主义”,而且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最辉煌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用计划体制动员起来的工业能力成为反法西斯的物质基础。战后更乐观,赫鲁晓夫放言“一国建成共产主义”“20年赶超美国”,可惜没得到验证。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先学苏联,也乐观过,赶不上美国也要超英国。不幸“大跃进”遭挫,靠调整稳住脚跟,却又转向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更是把国民经济拉到了崩溃边缘。逼到了无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当然改革开放也是看好未来,邓小平认为世界将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让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我国在1980年提出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中国做到了,进入新世纪头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回看20世纪80年代的出发点实在很低,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参加农村调查研究的,当时要直面的实际是“8亿人搞吃,饭还不够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决一个问题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改好了。怎样看未来,乐观还是悲观?老实讲,当下问题较多,没工夫好好想将来。 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的行为受对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里提出来的。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一定会是个什么样子,不妨干脆译成“莫测”。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 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时,无从预知它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不确定的世界怎么应对?经济学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结论,那就是离不开一套制度—法治、市场、财产权、合约,特别是股权合约。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上追到底,就是未来不确定。 “对未来严阵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说完美。首先,关于未来不确定、莫测,似乎没什么更多内容可说,导致对“人们怎样看未来影响其当下决策与行为”的忽视,降低对行为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其次,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着灾难来临。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单边确定的倒霉。 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 到1 :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构造成一个两维对两维的矩阵(明确/不明确,乐观/悲观),得出了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这当然不够严谨,因为“各国”都有一大堆人,看未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顶多是对各国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虽然不那么严谨,但对我也有启发,冲击力还不小。 譬如他认为,“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都领导着西方世界”,而“1950~1970年的美国”,更是有史以来“明确乐观主义”的典型代表。言之成理乎?蒸汽轮船、铁路、电报、大规模机械化、化学广泛应用、跨海隧道、地铁、陆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苏伊士到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所有这些改变人类生活的壮举,难道真是“被法术召唤”出来的吗?作为得天独厚的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国自然禀赋丰裕,人口又不多,开荒种地吃饱饭、卖点棉花、烟草、木材,对那代欧洲移民足够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发明工厂流水线、造帝国大厦、建金门大桥、搞曼哈顿计划、投资州际高速公路,还要实施阿波罗计划?更不要提无数民间的奇思怪想、胆大妄为之举。 总之,没有哪一样是“纯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总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难怪蒂尔先生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毫不犹豫地划入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第一方阵。 不过,作者认为后来的美国转向了“不明确乐观”。特征是“乐观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财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们高估“机遇”,低估“规划”和持久努力,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让金融、政治、哲学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确乐观的色调,谁也不问究竟能不能持久。当然,作者以为“当下欧洲”更糟糕,受“不明确悲观”的支配,得过且过,眼看油瓶都倒了,议论半天也没见谁当真起来扶一扶。 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给大家读段引文,“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相信未来是可知的,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许当今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美国人看见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自2000年以来,每年都有10%的增长),便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信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参见《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第87页)。 根据是什么呢?“老一辈的中国人在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因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即将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 不管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位仁兄随口大发的议论,我读后还是很受触动的。其实自我划界,我国还归不到上述四个象限中的任何一个。勉强要划,不过是个另类而已—“埋头观察阐释经验现象,无暇顾及怎样看待未来”。任何人问我关于未来的问题,我都回答“不确定”一了百了。这样久已习惯的思维定式,要不要有点反省呢? 以色列的启示:难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触动来自2015年以来我的两次访学之旅。第一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岛商学院组织的,我受邀与一批年轻企业家同行。时间不长,加上最后我自己去看一个沙漠里的基布兹,前后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行前我找到一些读物,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我才知道不完全如此,这个法定面积比北京市还小的国家(实际控制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自然资源极为匮乏,60%的国土为沙漠,可耕地仅60万亩,大约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区甚至每年不足30毫米。

李显龙:中国无法取代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

▲李显龙 | 新加坡总理 美国不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中国也不是摇摇欲坠的苏联。 作者 | 李显龙 来源 | 《外交》杂志 翻译 | 黄金顺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88年向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表达了这一观点。30多年后,邓小平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几十年来,亚洲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如今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区域。在这10年内,亚洲经济体的规模将超越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总和,这是自19世纪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然而,即使到今天,邓小平的告诫依然让人警醒:亚洲世纪既非必然实现,也非命中注定。 亚洲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二战结束以来一直维持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提供了有利的战略环境。然而目前,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感到担忧,因为它们处于各个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上,必须避免被夹在中间或被迫作出令人不快的选择。 亚洲的现状必须改变。但新的格局会带来更多的成功,还是会带来危险的不稳定局面?这取决于美国和中国分别和共同作出的选择。这两个大国必须制定出一种共处模式,在一些领域保持竞争关系的同时,不让两国之间的矛盾危害在所有领域的合作。 亚洲国家视美国为在本区域拥有重大利益的常驻大国。与此同时,中国是隔邻的区域大国。其他亚洲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任何一方试图迫使亚洲各国作出选择一如华盛顿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或是北京寻求在亚洲建立一个专属势力范围一美中将走上一段持续数十年的对峙之路,使长久以来预期会出现的亚洲世纪岌岌可危。  1  美利坚治世的两个阶段 20世纪亚洲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在1945年到1970年代,也就是冷战的前几十年,美国及其盟友与苏联集团争夺影响力。尽管中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同苏联联手对抗美国,但其经济仍然是内向型和封闭的,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也很少。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地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正在腾飞。先是日本,然后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美国使亚洲的稳定和繁荣得以实现。美国倡导建立一个开放、一体化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并提供一个安全保护伞,使区域国家能够在此基础上合作与和平竞争。美国跨国企业在亚洲大量投资,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创意。随着华盛顿促进自由贸易和向世界开放美国市场,亚洲与美国的贸易逐渐增长。 1970年代的两件大事将亚洲的“美式和平”带入了一个新阶段: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于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为美中在敌对数十年后,恢复邦交奠定了基础;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了“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起飞。到1990年代末,经济壁垒逐渐消除,国际贸易迅速增长。越战和在柬埔寨的战争结束后,越南和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得以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并开始追赶其他亚洲国家。 长期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一直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视为主要经济伙伴,但它们现在也越来越抓紧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业逐年增长,供应链也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几十年内,中国从在经济上对亚洲其他地区无足轻重的国家,变成本区域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在区域事务中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 尽管如此,“美式和平”依然发挥效用,中国地位的这些根本性变化便是在其框架内发生的。中国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也没有试图这样做。事实上,它采纳了邓小平的名言“韬光养晦”作为指导思想,将农业、工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放在军事力量建设之前。 因此,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同时,也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保持着牢固的联系,从而享有两全其美的好处。它们还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共同努力,为植根于亚细安组织的区域合作建立一个开放式架构。亚细安在1989年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4年成立亚细安区域论坛,以及2005年以来每年召开东亚峰会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中国充分参与了这些进程。每年,中国总理都会到访一个亚细安成员国,会见亚细安各国领导人,准备充分地阐述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看法,并提出加强中国与亚细安成员国合作的建议。随着中国在本地区的利益不断增加,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倡议,包括“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都有助于加深中国与邻国的合作,当然也提高了其影响力。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开放的区域架构,中国并没有绝对的影响力。美国仍然是重要的参与者,它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sia

美智库:西方对“一带一路”批评站不住脚

美智库:西方对“一带一路”批评站不住脚 来源:参考消息网 时间:2020-06-29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报道截图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网站5月13日发表题为《揭开“一带一路”倡议的神秘面纱》的文章称,“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构思并在100多个国家实施的一项全球基础设施计划。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国已在参与国直接投资900多亿美元。这使“一带一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融资倡议。 文章称,“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金融逻辑很简单。尽管发达国家拥有大量廉价资本,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这些资本,因此它们的基础设施极度匮乏。文章概括了“一带一路”倡议融资的四大特点,并澄清了八大误解。 “一带一路”融资四大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有着不同于传统发展筹资倡议的四个特点: 首先,“一带一路”项目的规模大大扩大了伙伴国的基础设施能力。比方说,如果一个新项目仅使一国的发电能力增加5%,就不大可能对全国范围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国将其国内能源产能提高100%,这意味着什么?这可能对全国的电价和电力供应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对国内的生产要素价格(劳动力和资本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在很多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作为组合项目来实施,重点是基础设施。虽然组合方式并不少见,但在基础设施底子薄弱的穷国,这种组合方式还没有得到大规模尝试。 ▲ 2017年5月12日,列车从肯尼亚蒙内铁路沿线的马泽拉斯铁路大桥上驶过。(来源:新华社)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伙伴国的国内和全球联系——先是在当地,然后是与中国,然后是与世界。连通性可以改变一个国家。 例如,将伙伴国的液化天然气等原材料与中国客户相连的管道项目,由于节省了资源运输成本,可能会使生产国从贸易逆差国变成贸易顺差国。或者,当高铁系统将伙伴国与中国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时,本地供应链可以全球化。 第四,“一带一路”项目主要由国有企业实施。这有别于外国援助项目通常的做法,即主权贷款机构直接或通过担保提供资金,而项目则由私营企业实施。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融资部分主要由政府提供,但项目的实施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而且往往是独家承担。这一特点的言外之意是,与其他国家援助的项目相比,“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援助可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联系更加紧密。   澄清八大误解 有别于传统援助和投资计划的四个特点正是造成“一带一路”项目影响的原因。 尽管“一带一路”计划建立在各国需求的基础上,但它一直受到西方批评。这些批评并不是针对建设基础设施这一目标,相反,批评集中在项目的选择、资金、成本以及项目之外的影响。 文章列出的所谓“批评”意见,可能源自“一带一路”四个关键特征中的一个或者多个。 一、伙伴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一些批评者认为,伙伴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展贸易联系,可能会在贸易方面变得依赖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文件及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阐述的官方立场是,中国致力于自由贸易。对华贸易的比重上升本身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依赖。 二、地区和全球商业利益对中国有利。 如前所述,“一带一路”倡议的批评者指出,中国可以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大量好处。这些好处可能包括人民币国际化、项目流向中国的银行和企业,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基础设施网络的发展。这些都是几乎所有外国投资项目的典型野心,没有特别的理由唯独批评中国。

彼得·古德费洛:在世界经济“十字路口” 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发展

新华丝路网迪拜11月25日电(记者牛慧哲)第三届国际展望大会(迪拜2019)于11月25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举行。新西兰国家党主席、国际展望联合会全球主席团主席彼得·古德费洛(Peter Goodfellow)在大会致辞时表示,面对世界经济的诸多不确定性,应该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维护多边主义发展。 图为新西兰国家党主席、国际展望联合会全球主席团主席彼得·古德费洛发表演讲(记者 毛丽丽 摄) 国际展望联合会发起于新西兰,自由贸易是新西兰的命脉,彼得·古德费洛说,在几个星期前,中国和新西兰完成了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 业内人士指出,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将为中国和新西兰两国经贸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也将为中国与更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谈判提供有力支持。中国和新西兰的出口商也都将从升级后更加便利的贸易规则中获益。 “今天我们相聚于此,正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共同目标”, 彼得·古德费洛表示。 以“十字路口的选择”为主题的第三届国际展望大会(迪拜2019),重点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下西亚和非洲的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能源以及产业投资领域的发展)机遇、迪拜2020世博会的相关机会以及未来全新生活方式和多元化发展。“在2017年奥克兰国际展望峰会和2018年杭州国际展望大会的基础上,此次峰会将继续为与会各方提供一个进行高端对话,发现合作机会以及建立和加强联系的平台”,彼得·古德费洛说。 目前,中国继续保持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成为新西兰出口第一大国和迅速增长的服务业市场。乳制品、木材、肉类、水产品和水果成为新西兰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 新西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年度,新西兰对中国贸易总额312.38亿新元,同比增长15.48%。同期,新西兰对中国出口总额181.48亿新元,同比增长16.88%;自中国进口总额130.89亿新元,同比增长13.59%。 总部设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国际展望联合会,是以促进全球创新、合作、发展为宗旨,发现智慧实践、分享优质资源、改善公共关系的国际服务平台。 本届大会由国际展望联合会、中国经济信息社、迪拜经济发展部共同主办,旨在催化和辅助各方合作,实现全球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