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August 12, 2020

周其仁，1950年8月出生于上海。1968年，他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周其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1991年，周其仁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深造，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起，周其仁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5年，周其仁当选“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周其仁注重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像一个敏捷的猎手，奔走在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脑力、心力来观察社会问题，在产权与合约、货币与金融、土地制度与城市化、改革与技术创新等领域,他的研究得到了广泛认可。他尊重企业家并贴近企业，在转型、创新等方面，不断贡献真知灼见，让很多企业家击节赞叹。 在技术变革、制度变革的冲击下，未来充满不确定，各种焦虑如影随形。我们如何才能应对不确定？从那些“乐观者”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在2016年7月的联想之星WILL大会上，周其仁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 经济学常常被看作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着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了验证。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的是马尔萨斯，他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有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了忧郁的印记。 到了《共产党宣言》，一方面非常乐观，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历史带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解放；另一方面又基于社会化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灭亡。 苏联曾有几十年的乐观，不但证明“一国可建立社会主义”，而且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最辉煌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用计划体制动员起来的工业能力成为反法西斯的物质基础。战后更乐观，赫鲁晓夫放言“一国建成共产主义”“20年赶超美国”，可惜没得到验证。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先学苏联，也乐观过，赶不上美国也要超英国。不幸“大跃进”遭挫，靠调整稳住脚跟，却又转向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更是把国民经济拉到了崩溃边缘。逼到了无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当然改革开放也是看好未来，邓小平认为世界将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让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我国在1980年提出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中国做到了，进入新世纪头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回看20世纪80年代的出发点实在很低，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参加农村调查研究的，当时要直面的实际是“8亿人搞吃，饭还不够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决一个问题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改好了。怎样看未来，乐观还是悲观？老实讲，当下问题较多，没工夫好好想将来。 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的行为受对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里提出来的。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一定会是个什么样子，不妨干脆译成“莫测”。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 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时，无从预知它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不确定的世界怎么应对？经济学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结论，那就是离不开一套制度—法治、市场、财产权、合约，特别是股权合约。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上追到底，就是未来不确定。 “对未来严阵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说完美。首先，关于未来不确定、莫测，似乎没什么更多内容可说，导致对“人们怎样看未来影响其当下决策与行为”的忽视，降低对行为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其次，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着灾难来临。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单边确定的倒霉。 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 到1 ：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构造成一个两维对两维的矩阵（明确/不明确，乐观/悲观），得出了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这当然不够严谨，因为“各国”都有一大堆人，看未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顶多是对各国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虽然不那么严谨，但对我也有启发，冲击力还不小。 譬如他认为，“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都领导着西方世界”，而“1950～1970年的美国”，更是有史以来“明确乐观主义”的典型代表。言之成理乎？蒸汽轮船、铁路、电报、大规模机械化、化学广泛应用、跨海隧道、地铁、陆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苏伊士到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所有这些改变人类生活的壮举，难道真是“被法术召唤”出来的吗？作为得天独厚的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国自然禀赋丰裕，人口又不多，开荒种地吃饱饭、卖点棉花、烟草、木材，对那代欧洲移民足够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发明工厂流水线、造帝国大厦、建金门大桥、搞曼哈顿计划、投资州际高速公路，还要实施阿波罗计划？更不要提无数民间的奇思怪想、胆大妄为之举。 总之，没有哪一样是“纯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总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难怪蒂尔先生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毫不犹豫地划入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第一方阵。 不过，作者认为后来的美国转向了“不明确乐观”。特征是“乐观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财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们高估“机遇”，低估“规划”和持久努力，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让金融、政治、哲学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确乐观的色调，谁也不问究竟能不能持久。当然，作者以为“当下欧洲”更糟糕，受“不明确悲观”的支配，得过且过，眼看油瓶都倒了，议论半天也没见谁当真起来扶一扶。 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给大家读段引文，“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相信未来是可知的，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许当今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美国人看见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自2000年以来，每年都有10%的增长），便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信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参见《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第87页）。 根据是什么呢？“老一辈的中国人在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因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即将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 不管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位仁兄随口大发的议论，我读后还是很受触动的。其实自我划界，我国还归不到上述四个象限中的任何一个。勉强要划，不过是个另类而已—“埋头观察阐释经验现象，无暇顾及怎样看待未来”。任何人问我关于未来的问题，我都回答“不确定”一了百了。这样久已习惯的思维定式，要不要有点反省呢？ 以色列的启示：难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触动来自2015年以来我的两次访学之旅。第一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岛商学院组织的，我受邀与一批年轻企业家同行。时间不长，加上最后我自己去看一个沙漠里的基布兹，前后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行前我找到一些读物，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我才知道不完全如此，这个法定面积比北京市还小的国家（实际控制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自然资源极为匮乏，60%的国土为沙漠，可耕地仅60万亩，大约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区甚至每年不足30毫米。